游腾飞，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基层治理、科技政治学和国家治理理论。霍佳佳，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政党理论。姚雨辰，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治理。
【摘 要】智慧养老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案，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其推广过程中，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长者技术畏惧”现象的出现，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长者接纳失温”、智能设备使用上的“代际认识差异”，以及能力素养提升方面的“知识更新过速”。南宫28登录入口究其成因，可归纳为现实社区信任的碎片化、落地场景的供需错位、适老化改造的应用性脱节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应对“长者技术畏惧”的具体路径，建议通过三个阶段性的行动来逐步推进：起步探索阶段侧重于科学规划，快速发展阶段聚焦于试点攻坚，全面深化阶段致力于全面推广。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智慧养老，积极推动其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关键内容。社区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有效弥补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不足。该模式借助物联网技术，为老年人提供集安全监护、精神娱乐、健康管理以及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样化服务。然而，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运营成功的社区智慧养老案例数量仍相对有限。技术、文化以及社会等多重因素所导致的发展瓶颈，使得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缺乏足够的信任，这成为其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如何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增强老年人对数字产品和技术的信任感，使他们能够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已然成为老龄化社会中社区智慧养老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数据与“互联网+”为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不断发展，各类数字媒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推动下，不少城市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深入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技术，走上了数字化社区建设的道路。从衣食住行到移动支付，数字技术无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认知方式和互动模式。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风险，比如非法收集数据、隐私泄露以及算法歧视等。有学者用“技术作恶”一词来描述数字技术冲击社会秩序和规范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模式尚不完善，对居民实际需求的考量不足，智能技术的前置培训和后续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使得技术异化的风险逐步削弱居民的信任感。
国内外关于数字信任的讨论最初聚焦于对信息科技的技术信任，其中，在线环境中的用户信任被视为技术或在线服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网络系统及其参与者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学者们开始关注新技术对信任关系的影响，并由此衍生出“数字信任”的概念。多数研究将数字信任视为对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重塑，通过分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的演变历程构建信任的变迁理论。对数字信任一词的理解，可以从网络数字安全、数字社会发展以及区块链信任等角度进行探讨，其往往具有技术性、关系性、中介性、综合性等特征。在数字信任的构建机制方面，有学者认为应包含硬性和软性双重信任机制：安全保障和制度设计属于硬性信任机制；数字社会资本、在线信誉系统、透明与回应以及结果满意度属于软性信任机制。另外，有学者提出，提升数据可信性、主体可信性、权威可信性以及技术可信性，可以将数字信任融入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中，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可信的信任体系。
此外，部分学者将数字信任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展开研究。比如，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变对建构社区公共性的重要作用。还有学者提出“智慧信任”的概念，认为该信任形态可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新动力，有助于推动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在社区信任方面，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深入探索了居民社区信任的内涵与结构，分析了社区信任的主体、客体及其形成逻辑。还有学者着重分析了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指出社会转型引发的关系信任机制、道德信任机制、组织信任机制和制度信任机制的失效，加剧了社区信任的缺失程度。数字信任与社区信任、社区公共性、社区建设具有内在的紧密关系，因此数字信任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信任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心理与社会现象。从其形成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过程来看，信任通常具有系统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关于数字信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侧重于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视角定义数字信任的特征，忽略了对信任作不同阶段的动态考察，未能充分体现信任建立的过程性和变化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技术信任对社区建设的影响程度也是各异的。然而，当前对于信任类别的研究多是纵向的，而将数字信任置于社区环境中进行考察尚不充分。影响数字信任的因素不仅涉及人际层面，还包括技术系统、个体心理特征以及社区制度等多个方面。
总的来看，鲜有学者对社区智慧养老中的数字信任问题进行研究。有调查表明，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及智能设备缺乏信任，已成为养老机构与相关企业运营和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各地积极探索智慧养老模式的背景下，“银色数字鸿沟”问题愈发凸显。“银色数字鸿沟”是指老年人因年龄问题对信息技术缺乏了解而形成的一种数字认知障碍。对此，有学者基于对上海市的调研指出，我国智慧养老应遵循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供给；还有学者运用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提出了包括推进技术适老化在内的多维弥合策略。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仅依靠单向度的技术赋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数字化转型深化叠加所带来的“银色数字鸿沟”问题，因此提出了“双向赋能”的概念，强调运用现代化使能性技术的同时激发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潜能。
在社区数字信任构建方面，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社区的信任机制与社会整体的信任机制存在差异，社区数字信任的概念尚不明确。其次，关于社区数字信任形成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其构建过程受社区公共服务及价值观对居民信任感知的影响。再次，在已有的社区智慧养老案例分析中，尚无人从数字信任视角探寻其对智慧养老的价值。
从人类文明史以及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技术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技术恐惧随之出现。技术恐惧的实质是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负相关关系，有学者将此定义为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技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相互作用所引发的人对技术的负面心理与行为反应。当前，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认知模式和互动方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风险，使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甚至出现了“长者技术畏惧”的现象。“长者技术畏惧”是指老年人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冲击时表现出的消极、被动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比如老年人消极地接受智能科技或对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制态度，甚至出现否定与破坏智能科技的想法。
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长者接纳失温”是指老年人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的持有率等方面与其他年龄群体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银色数字鸿沟”属于银发族参与智慧养老的前端问题，其本质为“物质接入的差距”。具体而言，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老年群体智能设备的持有率低，并且在获取数字资源等方面存在困难。例如，在智能设备的持有率方面，年轻人普遍持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智能设备；相比之下，部分老年人可能仅有一部功能简单的老年手机，有些老年人甚至没有任何智能设备。在获取数字资源方面，大部分年轻人可以熟练地通过各种在线平台获取学习资料、娱乐节目等，而老年人可能因不熟悉操作流程或缺乏设备而无法获取这些资源。
一方面，不同社区在提供智慧养老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数字基础设施的接入和引进情况参差不齐。有的社区配备了先进的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便捷的紧急呼叫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智慧养老环境；而有的社区可能仅有基本的通信设施，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智慧养老需求。另一方面，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可以与智能家居技术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在线诊疗等服务；但由于部分技术平台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和驱动程序，导致在智能设备持有率和基础设施接入率方面存在“接入鸿沟”。比如，一些智能健康监测设备需要通过特定的手机应用程序读取和分析数据，但老年人可能因不熟悉软件的安装和操作流程而无法使用这些设备。
老年人通常不了解智能技术的运行逻辑，对智慧养老缺乏了解，这进一步加重了老年人对智能技术的不信任感。例如，在推广智慧水电表上门免费安装时，很多老年人觉得这个设备会造成每月收费增多而拒绝安装，导致推广安装困难；一些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会实时上传数据至云端，部分老年人害怕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对这类设备产生抵触情绪。
能力素养的“知识更新过速”是指智能设备及其使用知识更新速度过快，与老年人因年老体衰无法及时学习和掌握之间的矛盾。在智慧养老实践中，老年人常常陷入能力素养方面的“知识鸿沟”，这已然成为老年人参与智慧养老的主要障碍。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素质逐渐下降，学习能力也日益衰退。面对陌生的互联网和智能设备，老年人获取新知识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薄弱。他们往往拿出不会用、不敢用、不想用等理由，由此成为数字时代的负面受影响者。比如，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不断更新，新的功能和应用层出不穷，年轻人能够迅速适应这些变化，熟练掌握新的操作方法，而老年人可能连旧版本的手机功能都尚未完全掌握，面对技术的迭代更新就更加不知所措。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知识鸿沟相互交织，使老年人深陷数字鸿沟。
这种数字认知滞后与智能设备低保有率的现状，使老年人面临“数字失灵”障碍。老年人在享受智慧养老服务时受到限制，无法充分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和优势，因此对智慧养老和智能设备作出“数字不采纳”的选择。此外，新型金融诈骗手段不断出现，老年人需要更新的知识越来越多。比如，一些诈骗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虚假的视频通话，冒充老年人的亲属进行诈骗。老年人不了解这种新型诈骗手段，很容易上当受骗。
综上，“长者技术畏惧”问题在智慧养老中尤为突出，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智能设备使用以及能力素养提升三方面。“长者接纳失温”现象致使老年人在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智能设备的持有率方面相较年轻人存在明显差距；“代际认识差异”使得老年群体在智能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面对“知识更新过速”，老年人由于年龄和身体等原因而难以紧跟智能设备及其相关知识的更新步伐。这些问题彼此交织，不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在智慧养老中的参与程度和体验感受，也给智慧养老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